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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悟细节——王石的《道路与梦想》

一个月前已经读完了《道路与梦想》,王石和缪川于2006年出版的书。这本书可以看做是王石先生自传与万科公司成长史两者的结合。有兴趣的可以去豆瓣看别人的书评:http://book.douban.com/review/2256531/

这里我不总结、不评述、不谈感想。
我只摘一部分让我有所感悟的细节(原文)。
之所以不能摘全部,是因为有的感悟摘录起来需要写清楚前因后果,没办法摘,去看原著吧。

我相信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这样的细节,所以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他那样的成绩,哪怕你有所谓的“关系”。
没有人能够随随便便成功,特别是做一番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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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复员回郑州,我放弃了开车的职业,到铁路一家工厂去做锅炉大修工,因为后者有机会选送上大学。一年后,我被选送入兰州铁路学院给排水专业。由于我并不是很喜欢所学的专业,就在课余自学英语和政治经济学。大学毕业时,已经能够阅读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的原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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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工程结束后,我仍然在铁路沿线穿梭。然而,工作状态始终无法兴奋。我并不喜欢自己所从事的技术工作,我更向往理想主义色彩浓郁、浪漫刺激、充满悬念的生涯,我曾梦想成为悬壶济世的医生、福尔摩斯式的神探、战争风云中的巴顿、漂洋过海的航海者、无线电工程师……

然而,现实生活中我却一直被选择:17岁当兵时希望当个无线电兵,却 在茫茫戈壁做了5年驾驶兵;1973年复员时已经22岁,当时的愿望是上大学,学医学或法律,但能选择的却是就业,而复员办公室给出的职业却是司机或锅炉 铆工,二选一,讨厌驾驶的我选择了每月分配49斤粮票的锅炉铆工;一年的重体力活儿换来了一名大学生名额,但却不是自己选择的学校,更不是自己喜欢的专 业;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南方广州,我喜欢岭南的风光,喜欢广州对外交流的现代气息,却不喜欢从事的职业。

只是,你不喜欢从事的职业,但如果有选择,做什么呢?少年时代的梦想已成为过去,已接近而立之年的我要选择的目标是什么却仍然混沌一团。只有一点我是清楚的:在机会来临之前要学习,抓紧一切时间学习,做知识储备,否则机会来了也抓不住。

在铁路沿线出差途中我总会捧着一本书,晚饭后也往往独自一个人关在房间里做读书笔记,直至凌晨;即使是节假日,我也会去上英语课。

学习外语期间,我结识了暨南大学外语系的主任曾昭科先生。曾先生有在港英政府警署任高级督察的生涯,对香港的政治、经济、社会、人文环境了如指掌。跟他学习,无意打开了一扇了解香港社会的大门。

一个周末,广州友谊剧院的音乐会。香港小提琴演奏家刘元生先生与广州乐团联袂演奏“梁祝”小提琴协奏曲。我太喜欢这首爱情至上的协奏曲,所以演出结束后跑 到后台向演奏者祝贺,刘先生送了我一盘他个人演奏的“梁祝”协奏曲录音带。当时我怎么也想不到,这盘录音带竟会成为我们交往的开始。而刘先生也在日后成为 我到深圳创建万科的生意伙伴、公司上市之后的大股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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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来两往,让我深刻感受到业务知识的贫乏,尤其财务方面,我更是个门外汉。我开始规定自己:每晚下班后,无论多晚都要看两个小时的财务书。通过自学,我才了解到什么是资产负债表,什么是资产平衡表。为了加深对财务的理解,我就在日常经营中进行练习,自己开始学着记账,将每天的交易、支出、收入记下来,下月初的时候,同张敏的财务账对照比较。

三个月过去,阅读财务报表没有障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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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带上邓仔到笋岗,雇请好民工就指挥着他们装卸玉米包,就像一位战地指挥官。有时候,忍不住自己也加入装卸玉米的行列。仗着年轻,150斤的玉米包,肩头一抗,来回十几趟。一次中间休息,一位民工不解地问:“一个城里人,随便做什么不成,不用和我们一起扛麻袋啊。”

我淡淡一笑,没吱声,心里想:燕雀焉知鸿鹄之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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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听下来,计划外指标却很难申请到……

了解到笋岗北站货运主任姓姚,抽烟,也得知了他的住处。怎么同姚主任套近乎呢?交代邓奕权花了20元买两条三五牌香烟给姚主任送去,“烟放下,什么也不要说就回来。”

两个小时后,小伙计提着香烟回来了,“主任不收。”

“真没用,两条烟都送不出去!不会赚钱,还不会花钱?”

我决定亲自出马。骑自行车到了铁路宿舍。敲门进了屋,将两条烟放到了桌子上,动作却不大自然。为了获得商业上的某种好处给对方送礼,我还是第一遭。

“要车皮的吧?”干练的货运主任笑吟吟地问。

这种开门见山的询问,让我反而不知该怎么回答。说“是”,突兀了点;说“不是”,我来干嘛?“能给批两个计划外车皮吗?”

姚主任将两条烟递到我手上:“呐,烟你拿回去,明天你或小伙计直接去货运办公室找我。别说两个车皮,就是10个也批给你。”

我愣住了。

“我早注意到你了,你不知道吧?在货场,常看到一个城市模样的年轻人同民工一起卸玉米,不像是犯错误的惩罚,也不像包工头。我觉得这位年轻人想干一番 事业,很想帮忙。但我能帮什么呢?我搞货运的,能提供帮助的就是计划外车皮。没想到你还找上门来了。你知道计划外车皮的行情吗?”

“什么行情?”我一头雾水。

主任伸出两个手指头:“一个车皮红包100元,两条烟只是行情的1/10。”

带着两条烟返回东门招待所。躺在床上脑海里浮现着姚主任的那张笑脸,是嫌两条烟太少还是真想帮忙?辗转反侧,一宿难眠。

翌日,顺利办下两个计划外车皮指标。

通过这件事,我悟出一个道理:在商业社会里,金钱不是万能的,金钱是买不来尊重和荣誉的。而货运主任对我所诉求的正是后者。货运主任的精神需求很简 单:欣赏这位城市年轻人的做事态度和吃苦精神,愿意无偿伸出援助之手,从支持行为中获得精神的满足感。既然是在做令人敬佩的事业,为什么还要通过物质的诉 求,直白地讲,用行贿手法来获取计划外车皮呢?

人的需求是两个层面的,物质的和精神的。前者可以用金钱和物质来满足,后者则不然。人与人的关系也有两种,一种是赤裸裸的物质关系,另一种是尊重和荣誉。既然人有两面性,何不用自己的行为引发他人精神层面的共鸣呢?想想送烟的动机,不禁让我汗颜!

想通了,也清楚了经营企业的底线:绝不行贿!

在东南亚某些国家,贿赂已经成为社会的隐性规则,企业不行贿很难生存,如果企业坚持不行贿就可能出现生存问题。中国的市场改革试验中也存在着行贿受贿的不 良风气,中国也会步东南亚某些国家的后尘吗?果真如此,不行贿能生存吗?我无法预测未来中国社会风气的走向,我只能假定:中国的改革不会步东南亚某些国家 的后尘。如果这一假定是错的,我宁可是个失败者也不愿意同流合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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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索尼在中国大陆建立了7家维修站,我也有了在深圳建立一家新的索尼设备维修站的兴趣,以扩大市场影响。

正式向香港索尼公司提出了申请。索尼方回函:索尼维修站的合理覆盖半径为300公里,目前在广州建立了维修站,故不考虑在深圳建站。

我仍不放弃,再次向索尼发出建站邀请,理由是:深圳的索尼维修站的运营费不需要索尼买单,索尼公司只需要有偿提供维修配件即可。为了打动索尼,特意列出科 仪中心的技术能力,“李耀辉工程师率领的技术维修部自1984年以来就从事视频设备的维修任务,不仅维修索尼设备,还胜任松下、JVC、飞利浦品牌的维修 服务。”

建立索尼维修站却不需要索尼公司投资的提议引起香港索尼公司的兴趣。但他们对我方的维修能力提出严重质疑:能够维修各种品牌的技术水平只能是半桶水,无法 为使用索尼设备的客户提供精专的服务;得不到精专服务对客户将是一种损失,是索尼的售后服务理念所不允许的。索尼的维修站必须有两名在索尼培训一年的电器 工程师。

索尼更提出建议:1.科仪中心选出技术人员参加索尼公司举办的一年期的培训班,但要通过全国的统一考试,一年之后毕业再筹建深圳维修站;2.索尼已经在中国大陆举办了7期培训班,学员主要分布在各个省电视台技术部门,公司可以考虑“挖”两名具备资格的维修工程师。

科仪中心采用“两条腿走路”的方式,选送技术员接受索尼一年期的培训的同时,从广东电视台“挖”了两名索尼认可的工程师。这样,才诞生了深圳索尼设备维修站。

这次经历对我有很深的启发。我第一次感受到什么是售后服务,感受到索尼对客户负责的鲜明态度。初期,我想到的只是公司出钱建立维修站,促进销售业务。但索 尼却始终从客户的利益考虑问题。这就是索尼口碑好的内涵所在。原来只知道索尼的设备技术含量高,质量一流,现在才体会到:在一流设备的后面,还有一个为客户着想的精益求精的售后服务的技术保障体系。

两年之后,万科投资的一个房地产项目—深圳天景花园交付使用。那时我们还不大懂什么是物业管理,但索尼的“售后服务意识”却已植入公司的经营理念,万科成立了深圳第一家业主管理委员会,并制定了服务业主的管理章程。不经意中,优秀物业管理成为万科地产品牌的内涵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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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招股通函上公司要遵循“规范、透明、守法”的条款,管理层进行了热烈的争论。遵守还是不遵守?多数认为:在 不规范市场的现实下,大多数企业不规范,我们规范无疑束缚自己的手脚,死路一条,所以,不能一味书呆子气地对规范化动真格;作为少数派,我坚持:同过去决 裂,走规范化的道路,可能有走不通的风险,但将来市场规范了,我们不仅能继续生存下去,还会处在一个制高点,走在前头成为标兵榜样。

“我们最初靠贸易起家,在开放之初的深圳,搞贸易往往需要搞关系、倒批文,钻政策和法律的空子。公司要发展,成就一番事业,就不能再走老路,从现在开 始就要规范。中国要进入市场经济,规范是必不可少的前提。我们力图按照国际上通行的惯例来做。从谋求股份制改造开始,我们就需要把规范化放在核心的地位。 要做中国最规范的企业。”

熬夜至凌晨两点钟,规范化的专题会还在进行。我突然问孙路:“孙路啊,你们这几个秀才还真得琢磨琢磨,今天做的方案,10年、20年以后,能不能继续下去,还有没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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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判终于结束。签合同时,发现一摞合同文本比招股说明书还厚。负责起草的是美国一家法律事务驻香港公司,仅律师费一项,富兰克林就支付了300万港币。我心想:花这么多钱调查万科,还不如把钱直接给万科,能做多少事啊!

此时我才体会到:同富兰克林合作,赚钱固然重要,但从方法论上,学习对方的人才组合、严谨的工作方式、强调效率的做法、尊重法律的商业精神更具有价值。

从此,万科与合作伙伴签署的合作文本也变得厚了起来。

在和富兰克林合作的过程,也是万科进一步学习国际化,学习严谨的思维方式和规范化工作方法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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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上海城市广场工程部的4职员共同接受贿赂,彼此认为这件事情 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但是没想到,行贿的承建商在其他案子出了事,也把向万科职员行贿之事一并交代出来。四位职员进了拘留所。还有一位涉案的职员调回 深圳工作,上海长宁区检察院要求我们配合一下,协助嫌疑犯归案。万科负责人力资源工作的解冻接到检察院的电话后,迅速将检察院的两个建议转告我:一是万科 以出差的名义将这名职员派到上海,然后由检察院扣住。二是通过深圳检察院直接来公司抓人。两种方法公司可以选择,但是无论如何不能告诉他本人。如果告诉了 他,人跑掉了,公司就要承担责任。

我回答解冻:不能诳这位嫌疑职员去上海,否则,今后总部没有人敢出差了。到公司把人带走也不合适,影响公众形象。“我的意见,就直接告诉他,如果有,坦白从宽,没有去向检查机关说清,公司陪人一起去。”

解冻提醒:“检察院交代不能给本人透露,否则跑了,说不清万科高层是否也有牵连。”

“我宁可背这个黑锅。”

11点钟我找到这位职员谈话,职员坚决否认受贿的事。那好,去上海同检察院说清楚。

当天下午4点钟,解冻已经陪着这位职员到了长宁区检察院。

事情发生之后,我赶到上海,在员工大会上我做专门讲话:“万科在发展项目中会亏1000万、2000万,甚至上亿元。亏了钱,我们可以从来,吸取教训把钱赚回来。但是如果我们的职员触犯了刑法,就是一辈子的事情,无法补救。”教训是惨痛的。

从上海回到深圳,以我个人的名义给万科所投资城市的检察院写了封公开信,表明万科会积极配合检察院的工作,从万科做起,既做到企业不行贿,也要防范企业内 部的受贿行为。政府某些人员腐化,企业是有责任的。而且,我们也诚实地说,企业不仅仅是权钱交易行贿者,也可能是受贿者。我们可以保证不行贿,但是我们很 难保证职员不受贿。但万科将不会容忍受贿的行为!

…………

一个大公司,绝对不出现贪污受贿等问题是不可能的,但通过加强管理,完善制度,培养成一种好的风气,这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必须的。一个领导,做不到这一点,就是不称职,就不能原谅。

以一批人进监狱为代价,换来三五千万、一个亿的利润,这个代价是不是太大了?人的毁灭、家庭的灾难,这是无法用金钱衡量的损失。项目不成功,甚至做砸了,都可以重来,而人一旦失足,不但自己终生悔恨,对公司的影响也是 非常长远的。毫无疑问,如果上一个项目要付出如此沉痛的代价,那我们宁可不上这个项目!以牺牲人为代价换取利润,是不可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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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科的职业经理人工作理念是:

一、工作观念
1. 勇于承担工作责任,有进取意识。
2. 集团利益至上,具有全局观念。
3. 以积极的态度和角度对待困难和遗留问题。
4. 接纳差异,用人所长。
5. 善待客户,一切从市场出发。
6. 尊重规范,不断改进。
7. 具开放心态,善于整合资源,善于创新突破,有能力解决问题。
8. 思维严谨,具敏感度,工作计划性强。

二、管理技能
1. 善于激励,有号召力。
2. 营造有效沟通的氛围,让沟通成为习惯。
3. 有效授权,控制得当。
4. 培养下属成长,鼓励别人学习。
5. 科学决策。

三、专业技能
1. 精通本行业专业技能。
2. 出色的实践能力。
3. 系统的理解能力。
4. 基于专业性的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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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8日,城建主管部门突然勒令福景工地停建,理由:大厦的颜色同城市的景观色不协调。口头解释这是主管城建副市长的指示。中心区的主色调是灰白色,怎么能是绿色?

接到深圳万科的告急,我一下愣住了!福景的位置并不在规划中心区,没道理限制大厦的颜色,因颜色停工致使年底不能按时交付使用,问题就大了。福景住宅一期已经于年初售出,但此时深圳的高层商品房价格已经较年初下跌了30%,因工期延误而造成的退房损失至少达6000万元。

为什么在下达停建令前,没有事先打个招呼呢?我隐约感到,关于福景颜色的发难,只是个幌子。

这指示中隐藏着什么?还是找人了解一下吧。我想到了福田区的村长和刘鹏。问题是,从时间角度上,我并没有把握—一个星期弄清楚问题,事情还有回旋余地;如果需要一两个月才弄清问题,就什么都来不及了。既然时间没有把握,我就单刀直入,将复杂问题简单化吧。

通过办公厅求见W副市长。

W副市长办公室。一进屋我站着,对坐在办公桌后面的W表明态度:“W市长,第一、国土规划局的停工令是正确的,工地已经停工;第二、已经安排敲掉绿色瓷砖的工程队进场;第三、请明示福景大厦做什么颜色才符合深圳城市的颜色?”

我的表态出乎主管城建副市长的预料:“颜色由城市规划院负责。”

“好,”我递出一份报告,“请市长批复到城规院。”

城市规划院接到W副市长批转的报告有点哭笑不得,但很理解万科的处境。如何出一个让主管副市长通过,又不太耽搁时间的修改方案?

既然大部分瓷砖都贴了,尽量保留,去除一部分改颜色,渐变浅绿至白色。

3天之后,方案报到W副市长办公室,即刻批复“同意”。

按照这个渐变色的方案,福景大厦的外立面只需敲掉上半部的绿色贴面,再贴浅绿、白色的贴面。即使这样,敲掉的贴片面积也达到2万平方米,而浅绿色瓷砖也需要以高出市场30%的价格到瓷都佛山下紧急订单。这一个来回,账面损失人民币400万元。

但通过夜以继日施工,万科保住了工期,规避了一次经营危机。

验收房的业主对大楼的渐变色提出了质疑:“文字上显示的是绿色大厦,怎么现在变成渐变色了?”

万科售楼小姐指着售楼书上的一处注释,小心翼翼地解释:“最后图则以政府批准为准。”

…………

(书末)1997年,在深圳建设的项目福景大厦在接近完工时被勒令停工的事件中,万科在坚守诚信的同时,万科也为此付出了500万元的账面损失。当然,当时如果向由这位副市长的女婿开办的房地产咨询公司寻求解决的话,只要付出 200万元的咨询费就能搞定。虽然也签有合同,但这毕竟是一个暗地里的交易。我相信,只要企业正正当当地发展,一定会有正常的途径来解决问题。如果要以非常手段来获取企业发展的话,我宁可不生存,也不走这条路,这就是我所信奉的做事原则。

当然,坚守诚信成为万科员工普遍认同的准则,也是以深刻的教训换来的。1995年就发生过上海公司的 工程部职员集体受贿事件。后来,万科在做项目决策时,增加了人力资源部的参与,而且是一票否决制,如果项目利润回报可观,但管理资源无法跟上,有可能造成 人员失控的话,这个项目就绝不勉强上马。从那以后,应该说万科的发展是比较健康的。一个企业可以从制度上保障不行贿、 不受贿,但如果是由于管理失误,造成了职员犯罪,这将是企业管理者不可推卸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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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许多人说:“王石真不简单,52岁还能登珠峰。”

他们把“不简单”主要界定在我的年龄上,因为在此之前登顶的中国人,包括比较适应登高山的藏族同胞在内,最大的年龄是45岁,而且是专业登山队员。我50 多岁去登山,又是一位企业家,人家会觉得是为引起某种轰动效应而搞表演,因而怀疑我能否登上去。为什么我认为52岁登顶珠峰不是问题,但一般人感觉是个问 题呢?是因为人们往往认为“人过半百万事休”,而我的做法不符合这种传统。

为什么对于登山者来说年龄不是问题呢?

第一,从国际上看,此前登顶珠峰者的最大年龄是64岁,是个日本人。而我才52岁,正好比他小一轮。2003年是人类登顶珠峰50周年纪念,先我两个小时登顶珠峰的一位日本人的年龄是70岁,这是人类登顶珠峰的最大年龄。

这位日本登山者是和他的儿子一起登顶的,登顶后打卫星电话给他的父亲。他父亲99 岁,此时正在长野滑雪场滑雪!听说儿孙成功登顶,老人就问是从哪儿打来的电话,一听对方是在珠峰顶上,便说:“在顶上还不能算成功,因为你们还没顺利下来 呢!”99岁的老人,头脑多清醒!所以说年龄不是问题,主要是观念问题。

第二,年长不仅不是劣势,某种意义上说甚至还是优势。这次登顶之所以成功,与我的年纪有很大关系。这是我在登山之后总结出来的,因为登山绝不只靠体力,还要看年龄和生活的长期积累。

我是从1998年开始对登山活动发生兴趣并开始训练的。登山,特别是登雪山要经过一整套的训练:攀冰、攀岩以及使用绳索等系列训练内容。1999年我登上 第一座雪山,2001年达到国家级登山运动健将标准。到2003年登珠峰之前,我已登过11座雪山,在中国民间登山爱好者中算是阅历比较丰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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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登珠峰多少有一点戏剧性和偶然性。一般来说,登一座8000米以上的雪山要准备两到三年,而我2001年才把登珠峰纳入登山计划,因为我的原计 划是2002年登世界第六高峰—海拔8 300米的卓尔峰,到2006年才打算登珠峰。而2002年10月,中央电视台准备在人类登顶珠峰50周年时搞一个纪念节目—10集长的专题片,希望我把 登卓尔峰改成登珠峰。作为中国登山运动协会的副主席,我非常愿意推动这项运动,就表示了同意。同时,我也提出了两个条件:一是登到8 300米时我就下来,因为我认为自己从心理到体力都不具备登8 800米高度的能力;二是要求摄像镜头不能对着我。电视台编导答应了我的条件,所以,整个攀登过程中我的镜头很少。

………………

这次登珠峰的7个队员都是业余队员,其中有一位比我小10岁,身体非常好,在2001年和我一起被授予国家级登山运动健将。登山过程中他的负重比我重,平日训练时他也总能提前半小时或一小时到营地。按照状态判断,7个人中他应该是第一个登顶的,但这次他却没能成功。事后总结,原因有两条:

第一,对每个人来讲,能登顶世界最高峰肯定是一件很激动的事。但他从2003年3月份起就已经进入兴奋状态。在北京怀柔登山基地训练时,一般人登山负重最 多是20公斤,他却负重40公斤;我们走两趟,他走三趟。进入大本营时,他本人的状态仍很兴奋。我专门找他谈了两次,但他并不认为自己过早出现兴奋状态。 待到真正攀登真正需要兴奋状态时,他的兴奋期却过了,当然会力不从心。

第二,突然在电视观众面前当名人,他显然不大适应。我事先要求电视台不拍我,就是怕镜头使我一直处于紧张状态,消耗增大。这位队友在中央电视台亮相后,突 然有了名气,登山过程中要接受记者采访,每天要回答互联网上的帖子。中国移动为此次登珠峰做了一个网站,海拔6 500米以上还可以通过海事卫星电话上网。这个队友每天要看许多帖子,回复大家对他的关心,还要跟踪拍摄登山过程并将一些图片传回家乡城市的电视台。显然 这都消耗了他不少精力。到达8300米第二天准备真正登顶时,他的精力已完全消耗殆尽。那天晚上大家各自选择是否登顶时,他明智地决定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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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们7个队员中有4个登顶了,全队中只有我一点伤都没有,完好无损地返回。是因为我有绝妙的登山技巧吗?显然不是,而是因为我的生活阅历。登顶全过程中,我的心态坦然,并努力保持了自己的体力。

举个简单例子,在海拔将近8000米营地宿营时,夕阳血红,非常漂亮。同伴们都出去看,说:“风景这么好,王总快出来。”

我没吭气。

过了20分钟,他们又说:“你再不出来会后悔的,这是我们登了这么多山所看到的最美的风景。”

我说:“老王说不出来就不出来!”

为什么呢?我是在保持体力。我知道我的目标只是登顶珠峰,任何与登顶无关的消耗体力的事都一概不做。整个登顶过程中,我一直保持这个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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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登山过程中,我体会到,52岁的年龄不仅不是问题,而恰好是因为生活阅历,我才达到这种状态。事后,我也感到很奇怪。下山之后,再回头远眺珠峰,她太 高了!连我都不相信自己曾上去过。后来才慢慢体会到,面对这个巨大挑战的过程中,我人生积累的经验都在无形中发挥了出来。

此前,我登了5年山,自始至终伴随着强烈的高山反应。1997年第一次在西藏待了一个月,进山时就发高烧,上吐下泻,几乎处于昏迷状态。2002年登珠峰 之前的热身练习中,我只要到5000米的高度就会恶心,进不了食。5年的登山历程我都过得非常痛苦,一进山就盼望着赶快登完,赶快下山。但这次登珠峰的过 程中就很奇怪,到5200米时我不但没感到头晕,而且晚上睡觉很好,饮食状况也很好。整个登山过程中都一直保持着这种状态。

进山的第二周,我感觉自己的状态和以前完全不一样,用四个字形容—心静如水。为什么在面临这么巨大的困难和挑战时,我的心态反而能保持平静,而且身体状态良好,高山反应的很多症状都没有出现?

我只能这样总结:面临这么巨大的挑战,我不得不集中调动全部精力、生活阅历和对人生的感悟,并将它们浓缩到一起来面对珠峰,这正是恰到好处的战术。尽管我自认为52岁的年龄不是问题,但我仍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体力毕竟不如30岁、40岁的人,必须采取一种合适的战术。这种战术要求我心态必须平和,且始终以一种状态坚持下去。

一位在国际马拉松比赛中获得冠军的日本运动员给我非常大的启发,我曾读过他写的一篇文章。对他来说,跑完42公里的马拉松很困难,他就把巨大的困难分解成 多个不同的小困难,把42公里分解为10个阶段,平均一个阶段就是4.2公里。这次登珠峰我采取了同样的策略。8844.43米是我从未接触的高度,5年 登山过程中我登了11座山峰,但8000米以上的山我从没登过。于是,我把高度分解,将从6500米到8844米的距离划分成几段:6500到7028米 就像登过的青海玉珠峰;7028到7790米就像登过的新疆穆世塔德峰;7790米以上地形比较复杂,就像2002年登过的北美麦金利峰。这些都不过是我 过去登的几座山,如今像当时那样再登一遍就行了。这样一想,心理压力就减轻了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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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山随时可能遇到危险,甚至付出生命代价。1999年我攀登博格达峰,我刚愎自用的态度险些让我失去生命。当时,我和台湾登山队一起攀登,天气不好,他们 不准备再登了,而我却要一个人登上去。进山第三天,天气依旧相当恶劣,前面是雾蒙蒙的雪崩区,小雪崩经常发生,在视野模糊的情况下,这是非常危险的山段。 那时已是下午5点钟,我进退两难,要么就撤下去,第二天再上来,要么就在冰地上露宿。

我所处的位置距离小雪崩区差不多只有30分钟的路程了。如果第二天天气变好,我就可以成功穿过这一路程。于是,我决定当晚在冰地上过夜,没带帐篷,我就在 冰地上打了两个冰锥,挂了两个绳子,套上睡袋,把自己吊在绳子上,过了一夜。但是,第二天天气仍然相当恶劣,只好下山。当我走到一段40多米长的65度坡 时,保护绳被上面的飞石砸断了,顿时,恐惧袭击全身,暗想: “这下子完了,我再也回不去了。”下面就是大裂缝,掉下去不用说生存无望,连尸体可能都找不到。我浑身哆嗦,开始诅咒自己:“真是吃饱了撑的,没有这个能 力,干吗跑来登这个山?!”

此时,我的对讲机和大本营保持着联系,但我将它关掉了。我一边在恐惧中诅咒自己,一边在计算:如果我把目前的处境告诉大本营,他们上来援助我,最快也需要 两天,我就是不摔下去,人也成冰棍了。不指望救援,我该怎么办?我当时做了个决定:一定要先把哆嗦制止住!头脑里突然想起,在运动员上阵之前,有的教练会 给他一个巴掌,他会“啊”地叫喊一下,借此集中精力,保持信心。我开始打自己耳光并叫一声,再打一下再叫一声,果然,我的身体不抖了!这个坡面,我去的时候只花了20多分钟,回来时我却用了两个多小时!下行的整个过程中,我的注意力非常集中,甚至连风雪都感觉不到。待自己过去之后,我的腿又开始哆嗦起来,后脊梁全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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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死亡恰恰是在登山运动中无法回避的事实。如何面对死亡?面 对大自然时,人是非常渺小的。人们往往认为登山是征服了高山。其实人不可能征服高山,只是登山会使人们获得良多,会引发你从哲学角度去面对生死。毫无疑 问,人要追求比生命更久远的东西。选择登山就像选择一种生活方式,欲罢不能。在登山过程中最大的体会就是直面死亡,更是对自我的一种挑战。

现实生活中,我们处在一个物质过剩的时代,现代文明带给我们很多方便、舒适的条件,但只要进山一星期,身处物质供应短缺、自然环境恶劣的高山之上,你会想 什么呢?我第一次在雪山上待了一星期后,只想两件事:一是洗个热水澡,二是坐在马桶上。以往住酒店一般都住在商务层,果盘或鲜花随处可见,我们却连看都不 看。但在深山中,当队友掏出一个苹果给你时,你会觉得这个苹果无比甜脆……远离文明,回到原始的自然中,我才感到现代文明的好处。现代生活节奏太快了,我们不但忽略了现代文明的好处,连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亲情也忽略了……再回到大城市,再洗热水澡,再坐马桶时,我会清楚对生活感到珍惜。

登山既是人生的浓缩,也是人生的延长。登山是艰难的,登山者可能 随时都有放弃的念头,我并不是很勇敢,意志也不很坚强,也曾想到放弃,但终究坚持到最后登顶成功,有时,自己也奇怪:“我竟然能上来了?”然而,正是因为 一步步的攀登,人们才能顺利登顶。我们的生活何尝不是如此?很多事情就是因为放弃才没有成功。在生活中总结出一些道理往往需要10年、20年,等你懂得之 时,很多东西可能已来不及改正。但在登山过程中,一个星期就可以让人们懂得很多,这是人生的浓缩。所谓人生的延长,是因为人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总结经验, 很多你想做的事就可以去体验实施。回到现实生活中,遇到坚持不下想放弃的事情,我就会想到登山的体会:世界上没有什么诀窍,只不过是坚持、再坚持一下。

登山之前,我认为一生能做成一件事已很不容易,人生简短几十年,能把万科做好已很不简单。但在登山之后,我感觉到人无限的潜力,仅把万科做好是不够的。人的生命只有一次,我们不能让自己在将要离开世界时,才遗憾本来还可以做更多的事情,可以体验人生更多的乐趣。

美国著名记者乔恩·科莱考尔是一名业余登山者,他曾经经历过惨重的1996年珠峰南坡山难。在其专著《INTO THE THIN AIR》中,他引用这样一段话:“在具有神秘魅力的探险后面呈现出的坚忍不拔和无拘无束的流浪生活,是对我们天生的舒适和安逸的解药。它预示着一种对衰老、他人的虚弱、人际关系的责任、各种各样的弱点及缓慢而乏味的生活进程的青春年少式的拒绝。”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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